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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下半场 倡导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
发表时间:2017-09-28 10:27:0702:39   来源:本站    点击:3168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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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持续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促使世界经济格局加速调整,客观上要求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揭示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代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着效率与代表性的巨大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持续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促使世界经济格局加速调整,客观上要求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揭示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代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着效率与代表性的巨大挑战。根据提出金砖概念的高盛集团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的最新预测,金砖国家在2035年有望超过七国集团的经济总量,不久的将来,世界经济格局将出现自二战以来的巨大改变,传统发达大国对全球影响力不断下降的态势难以逆转,当代全球经济治理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如何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优化,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

银行协定条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两个附件,确定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了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为三大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环境,推动了全球经济在战后的较快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元危机及全球经济滞涨等事件,倒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七国集团演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关贸总协定在1995年转变为世界贸易组织,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迎来了几十年的稳定较快增长。然而,本次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减速分化的新常态,世界各国加强协调沟通的问题突出,反全球化等现象揭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在挑战。

  一是治理机制上,缺乏高效的全球治理平台。金融危机之前,西方七国集团(G7)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G7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较长时期保持在60%以上,甚至曾经一度达到70%以上,七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既有代表性,又有较高的效率。然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逆势上升,G7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下降至50%左右,不包括新兴经济体的七国集团治理平台面临着代表性不足的巨大挑战,全球事务尤其是金融危机的应对需要治理机制的创新,为此,二十国集团(G20)取代G7成为金融危机以来新的治理平台。G20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倡导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促使全球经济较快进入复苏增长通道。然而,危机以来伴随全球经济减速分化,G20相关经济体政策也出现分化,宏观协调难度加大,部分国家宏观政策负向溢出效应的问题突出,揭示了全球治理平台亟待完善的事实。

  二是治理理念上,缺乏引领全球开放合作的新思维。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选民选择了脱欧的选项,2017年3月29日英国首相正式向欧盟提交脱欧申请,如果谈判顺利,2019年3月29日之前英国就将正式脱离欧盟。英国脱欧意味着英国与欧盟的分家,也意味着欧盟一体化的倒退。欧盟作为全球一体化的典范,英国脱欧预示全球一体化受到了挑战。未来如果英国脱欧以后经济仍然保持稳定的发展,那么欧盟的其他成员国可能也会效仿英国诉诸于脱欧的举措,欧盟乃至全球化进程都可能受到影响。对此,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并没有同步创新调整,部分世界发达大国还出现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美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者,不仅没有提出深化全球化的新思维、新战略,反而挑起贸易战的大旗,这些都突出了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思维亟待创新的事实。

  三是治理模式上,缺乏促进全球平衡发展的制度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全球失衡的治理问题就备受关注,当时顺差国与逆差国之间面临着非对称调整的挑战。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指出,全球失衡的调整压力通常由逆差国承担,因为顺差国可以持续积累外部盈余,而逆差国难以持续平衡逆差引发的赤字融资问题。在此背景下,凯恩斯提出要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全球失衡的对称调整,然而,当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主要的顺差国,美国并不同意自身也承担调整责任。因而在二战后美国所倡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并没有考虑解决全球失衡的可持续方案,而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对逆差国提供赤字融资等方式进行调节,但这种方式并没有根本上解决失衡的问题,而仅仅是维持了失衡的格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直接原因在于金融创新过度,深层次原因是美国巨额逆差的不可持续,揭示了解决外部失衡问题的紧迫性,也体现了促进全球平衡发展的制度模式亟待构建的事实。

  四是治理目标上,缺乏对人类发展愿景的考量。当代的全球经济治理虽然形成了一套保障全球经济运行的体系,但并没有从动态角度确立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愿景目标。全球经济治理如何根据发展阶段而不断完善的问题,全球经济治理将推动人类社会实现什么目标的问题,等等,这些都较少在当代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得到充分的考虑。21世纪以来,WTO谈判停滞不前,有些国家之间的经贸摩擦不是通过协调加以解决,而是诉诸于贸易保护主义,有些国家还举起反全球化的大旗,世界各国缺乏一致的愿景,重视短期而不重视长期的问题突出,全球经济治理亟待考虑如何协调各国发展战略的问题,需要树立人类发展的共同愿景以增大各国之间的合作意愿,全球经济治理难以回避发展愿景的确定。

  五是治理保障上,缺乏可持续、稳定高效的治理机制。当前以美元霸权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三大支柱为中心的体系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虽然全球经济因此进入了现代较为规范的治理时代,但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暴露了当代治理保障机制的问题。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着“特里芬难题”的考验,主权信用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面临着提供全球流动性与保持国际储备货币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储备货币发行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问题突出。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发生的各种危机并没有减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防范系统性危机的预警机制没能高效运作,世界银行集团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无法满足世界各国大量项目的巨大融资需求,世界贸易组织也难以高效保障世界各国公平公正的开展经贸合作。由此可见,全球经济治理亟待构建高效的保障机制。

GDP比重仅9%左右,离世界35%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预计未来10到2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增加3到5万亿美元,中国将成为最大的海外投资大国。在此背景下,应重点考虑近年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探索形成有利于两国发展的投资协定,并以此为样本开展与其他国家的投资谈判,营造海外投资非歧视性的环境,促进国际投资合作的深化。

  第五,全球经济治理应坚持宏观政策非外溢性。缺乏国际协调的宏观政策产生外溢性是本次金融危机所凸显的重要的现象,近年来IMF持续对美国、中国、英国、日本及欧元区等五个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负向溢出效应做出了深入的评估,揭示了宏观政策溢出效应问题的重要性。各国尤其是系统重要性经济体宏观政策需要考虑其对其他经济体的负向溢出效应,全球经济治理应注重国际协调,着力降低各国宏观政策的负向溢出效应。

  第六,全球经济治理应坚持国际治理平台代表性。历史经验表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具有复杂性、长期性,从而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面临诸多挑战。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本质上是各国对国际经济治理讨价还价的结果,更深层次上是国际公共产品如何定位、如何提供、谁来提供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各国在国际公共产品问题上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因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考虑治理平台的效率与代表性问题。一方面可以推动G20治理平台体制机制完善以提升效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等新的区域治理机制的构建,倒逼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

(原标题:中国改革开放下半场 倡导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DF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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